“數字技術的發展給當今中國帶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即便處在博物館這樣一個并不位于社會中心位置的領域，我們也能強烈的感受到。”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劉曙光感嘆道。

當前，全球博物館面臨一個新的轉型階段，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5G通訊等數字技術的興起，對拓展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提供了無限可能。在劉曙光看來，作為博物館數字化最基礎、最緊要的工作，實體藏品變身數字產品，或許是漫長的，或許還會帶來不小的財務壓力，但這個過程不可逆、不可停止。數字藏品融入社會、服務大眾，必將有效促進博物館的文化傳播，還可以在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之間開辟一條新通道。

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劉曙光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在數字賦能文化產業的藍海中，“藏品數字化”只是其中之一。

為積極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今日（12月27日），由中國文化產業協會主辦，成都市委宣傳部支持，由成都傳媒集團與快手合作，由北京優時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數域（北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承辦的首屆“中國數字文化產業峰會”暨“數字文化產業生態聯盟發起儀式”在成都舉行。旨在探索文博數字化與傳統文化IP的數字化應用、數字技術與內容產品的創新融合等領域。

“中國數字文化產業生態聯盟”發起啟動儀式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用技術手段弘揚中華之美

早于公眾的普遍認知，中國博物館的數字化探索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了。

據劉曙光在中國數字文化產業峰會上的介紹，1984年，上海博物館成立了中國博物館領域第一個部門編制的信息中心。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數字化工作已能與一些國際知名博物館并駕齊驅。進入新世紀，國家文物局啟動了第一次國有可移動文物普查，到2016年，基本實現了國有文物藏品數字身份證的系統建設。

“目前，一些‘頭部’博物館的藏品數據庫，已經從二維發展到三維，從文字影像到元數據綜合系統。可以不夸張地說，中國博物館的藏品信息化和數字化建設取得了實質性的發展。”劉曙光表示。

從博物館的歷史來看，博物館是科學精神的產物，跟隨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而進步，根據社會需求的變化而變化。這是博物館的天性與本能，也是博物館的生存之道。

面對數字技術對生存環境和發展條件的變化，在元宇宙、NFT等白熱化的概念面前，劉曙光認為，中國的博物館人應秉承一種科學、開放的思維和姿態，敢于面對、積極應對。“無論是智慧博物館的建設，還是開發云展覽、云直播或新媒體服務，博物館都應發揮特色、找準對象，讓數字手段以更加適合的方式與博物館的文化內容相結合，最大限度、最大范圍地發揮博物館的文化力量。”

用技術手段弘揚中華文化之美、山河之美、人文之美，中國數字文化產業生態聯盟的成立正當其時。

中國數字文化產業生態聯盟發起人汪速表示，數字行業已發展為多種不同的跨界行業新形態，行業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信息溝通不暢、知識產權維護難、應用場景不夠成熟等，這都需要有一個跨行業的組織來協調產業發展中的種種矛盾。“聯盟成立后，能打通跨行業的溝通機制；推進全新的數字文化標桿項目。這一定是個不忘初心的過程，我們腳下的大地，每個城市都有璀璨的山河、傳說、特產，都需要用數字的手段來代言、推廣、發展。”

隨后，在今天的峰會上，正式宣布了“中國數字文化產業生態聯盟”第一批九家理事單位名單，分別是：成都傳媒集團、保利文化、洲明科技、南海數據、新維暢想、歐特克中國、四川博物院、九九互娛數字文化、青旅智庫。聯盟代表們齊聚臺上，在裝置藝術中，共同啟動“中國數字文化產業生態聯盟”成立。

破解博物館文創百元小禮品瘋狂內卷

這是一個文化自信、國潮崛起以及博物館文創大發展的時代。

北京與子匠科技有限公司CEO焦正道分享的數據顯示，自2013年以來，我國文創的人均消費一直保持著十個點以上的增長，一個個博物館IP迅速出圈、成為網紅。

而在焦正道看來，如此漂亮的數據下，也隱藏著一些巨大的挑戰和危機。“僅僅在電商渠道，我們目前在售的應該是有1861款文創產品，銷量占到前100的，故宮就有70%，我國有五千五百多家博物館，故宮無疑已經成為了超級IP，那剩下的5000多家博物館怎么辦？故宮模式可以復制嗎？另外，對于用戶來講，博物館文創依舊沒有擺脫小商品的印象，大家可以看到半數的文創產品，都是百元以內的小禮品，帆布袋、杯子、書簽、便簽……瘋狂內卷。”

焦正道認為，博物館藏品、歷史文物與數字收藏、數字資產有著天然的契合。“比如，可以用區塊鏈等數字化相關技術，把博物館的藏品進行數字化重塑，形成一件件數字藏品。再通過盲盒的方式發售給用戶。用戶湊齊了對應的數字碎片，就可以合成屬于他的完整的數字收藏品。”

不僅是文博的傳播，數字化手段在文物保護上還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本次峰會的圓桌論壇環節，敦煌研究院院屬企業甘肅恒真數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萬磊表示，“最早的時候，大家認為文物保護只是文物本體的保護和修復。而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敦煌研究院就提出了‘數字敦煌’的構想，初衷是讓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續利用，因為莫高窟是不可移動的，如果不對洞窟內的文物進行完整的數據記錄，可能若干年后有些信息就沒有了。”

數字科技的出現延續了敦煌的生命，也將不可移動的莫高窟移動化的呈現在公眾面前。通過數據資源，敦煌研究院在國內外進行了多次數字化展覽。

具體到文物運輸、館藏搬遷、文物包裝、海外回流等細分環節，數字技術也在潛移默化中為文物保駕護航。

北京圣軒文化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陶林分享的案例中提到，運輸數字化能對車輛安全和文物安全進行重點監測。“在一次文物運輸中，我們在文物運輸車上安裝了8個攝像頭，在車廂內進行恒溫恒濕監測；利用大數據對車輛進行實時管理，實現車輛和人員的就近管理，達到降本增效的效果。另外，貼在文物包裝箱上的跟貨系統，能對文物進行精密檢測，如遇碰撞、跌落、翻倒、急剎車等情況會及時反饋。”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