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印刷機發明前的紙的發展史,人們會覺得它不太活躍,就像公主等待王子之吻一般等著某種技術將它喚醒。它并不是在某次重大事件中突然出現,而是以一種不間斷、不可抗拒的形態在大量的文化實踐中不斷地自我扎根。但即使在紙相對低調的傳播過程中,也已經呈現出后來印刷機發展起來的原因:通過復制技術的騰飛,來實現從前不可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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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史學家亨利-讓·馬丁(Henri-Jean Martin)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
圖書史學家亨利-讓·馬丁(Henri-Jean Martin)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在其經典著作《書的起源》(l’Apparition duLivre)中認為,13世紀以來歐洲造紙技術的發展是書籍印刷得到廣泛傳播的先決條件。在修道院繕寫室和中世紀晚期的圖書館中,紙取代羊皮紙作為書寫載體的地位,是以手工抄寫手稿為背景的。意大利北部和阿爾卑斯北部地區紙張的供應,是否是14世紀晚期和15世紀早期手稿產量增加的原因?還是說紙只不過是推動了隨著識字率上升而開始的寫作熱潮?圖書史學家們對此意見不一。有一點很重要,即在人們需要紙的時候,它很容易獲得。羊皮紙手稿上的字越寫越擁擠,是人們開始需要紙張的一個征兆。人們若想多寫些東西,但又沒有更多的書寫材料可以或者愿意使用,就只能更節省地使用手上僅存的材料。所以中世紀晚期,羊皮紙上文字的行距很窄,行高變小,字距也越來越密,每一頁上字母的個數也變多了。紙張的出現幫助人們走出了這個困境。它使得人們又可以用合適的行間距書寫了。無紡布禮品袋
易讀性提高帶來的好處就是讀者的數量也不斷增加,不僅僅是修道院的僧尼,還包括城市里的公證員、抄寫員和(以世俗神職人員的名義)進入宗教機構的教授們。14世紀以來,不僅僅是主教,越來越多等級較低的神職人員也面臨著更大的讀寫壓力。
同時,大學對手稿日益增加的需求也使紙的發展從中受益。大學不僅僅在書面化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它作為教育機構也推動實用書籍取得了跟宗教書籍相同的地位。很快,紙就進入了1200年左右在意大利大學出現的佩西亞系統。佩西亞系統是一種高效的教科書抄寫方法,它的特點是將經大學授權抄寫的原件由書商或者文具經銷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在一段時間內借給大學生,由大學生們自己親手或請抄寫員們抄寫。那些抄寫員并不能像僧侶那樣賺取神職的工資,而是要通過抄寫副本來謀求生計。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價格便宜的實用書籍的抄本。又因為原件可以被分成好幾部分,抄寫的速度也得以提升。14世紀中葉,巴黎大學為香檳地區造紙業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為了擺脫對意大利倫巴第紙商的依賴,巴黎大學向國王申請并成功拿到了造紙許可,讓擁有大學職工身份的造紙匠可以在特魯瓦和埃松省經營造紙廠。無紡布禮品袋
從紙走進修道院、繕寫室和大學來看,它似乎一直在實現其最重要的使命:促進書寫的日常化,儲存并傳播知識,并為印刷機的發展鋪平道路。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為知識社會的形成做出了貢獻。但是光靠這些崇高的用途,早期的造紙廠是沒法生存下來的。為市政機構、修道院或者大學供應書寫用紙,只是造紙廠盈利的一種方式。即使是14世紀德國最大的城市的辦公廳,對紙的需求也不超過幾令。烏爾曼·斯特羅姆的造紙廠的主要業務也不是書寫紙,而是生產紐倫堡制造商們用來包裝他們的針、扣眼等產品所需要的商業用紙。15世紀的造紙廠發現了另一條重要的銷售渠道,這要歸功于逐漸在歐洲風靡起來的新型娛樂活動——紙牌。紙牌由若干層紙黏合而成,隨著不斷高漲的游戲熱情,紙牌對紙的需求遠遠超過了辦公廳和地方議會。
在印刷機發明之前的紙張傳播史中,這一條支線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使紙張跳出了修道院、大學和辦公廳,轉而進入未受教育的群體和早期娛樂媒介這兩個新的領域。紙牌游戲風靡背后的受益者之一就是上色師,在近代早期介紹不同職業的百業全書(Das St?ndebüchern)里,他們總是出現在造紙商的周圍。他們使用描繪流行的圣像所用的繪畫技術為紙牌上色。他們與造紙術和早期的木刻術一起,構成了大規模生產紙牌的鐵三角。無紡布禮品袋
18世紀晚期,萊比錫的音樂發行商、出版商伯恩哈德·克里斯托夫·布雷特科普夫(Bernhard Chrioph Breitkopf)的兒子約翰·戈特洛布·伊曼紐爾·布雷特科普夫(Johann Gottlob Immanuel Breitkopf)曾經詳細研究了這一鐵三角。只可惜,他的著作《淺探歐洲紙牌起源,布漿紙引進以及木刻藝術的開端》只剩殘稿傳世。布雷特科普夫自己出版的只有第一部分《紙牌和布漿紙》。這部作品引經據典,描述了現代娛樂媒介從紙中產生的歷史。這是一個分析媒介聯盟的經典范例。在書城萊比錫長大,并對印刷術研究頗有造詣的布雷特科普夫知道,在谷登堡發明印刷機后不久,印刷書籍已經成為木刻插畫大顯身手的重要領域。他也知道木刻術的歷史遠比書籍印刷要久遠。由于它們出產的產品十分相似,人們很自然地會將兩者混淆起來。而布雷特科普夫在研究中則將兩種技術加以區分。無紡布禮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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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特科普夫曾和沃爾芬比特爾的圖書管理員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信中交流了如何確定古版《圣經》的確切年代。1779年9月,布雷特科普夫提議萊辛將手上關于書籍印刷的手稿寄給他,并備注說:谷登堡的想法顯然不是別的,就是把那些和我們的印刷術相似的單個發明結合起來,通過新的作方法,實現美觀、快速、廉價和實用性。
在這一理解和觀察的基礎上,布雷特科普夫否定了從木刻術直接躍升到谷登堡發明的技術發展路線。他將14世紀德國的紙牌定義為木刻藝術的首個產品。在其作品的第一部分,布雷特科普夫研究了紙牌從東方到歐洲的傳播歷程,在第二部分中則記述了紙牌的載體——破布制成的紙。在這一部分,布雷特科普夫還簡略地提及紙和木刻術的相互作用。因為從一開始,布雷特科普夫研究的重點就是證明在紙牌的生產過程中,紙的載體作用和木刻術的復制技術得到了很好的結合:紙牌游戲在各地流行開來,促使人們去研究制作紙牌的材料、發明簡單的復制方式,從而幫普通人節約成本。一言以蔽之:布雷特科普夫認為紙牌、紙和木刻術組成的鐵三角,面向的是普羅大眾。無紡布禮品袋
事實上,物質載體和復制技術的融合確實使紙牌變成了一種大眾產品,它不僅考慮到購買者的閱讀能力,也考慮到了他們對賭博的上癮程度。在對賭博上癮的人群中,相比簡單的骰子游戲,許多市民偏愛更有挑戰性的紙牌。一方面,14世紀和15世紀紙牌的生產迅速壯大;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出于對市民納稅能力的擔心,頒布了紙牌禁止令。但是除市民外,布雷特科普夫也有意識地提到了文盲群體。在以印刷業和書面化共生為主線的紙張媒介史研究中,他們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個群體:14世紀至15世紀初,有許多貧窮放蕩的人,比如雇傭兵,對他們來說紙牌游戲并不是什么偉大的發明,和骰子游戲差不太多。
布雷特科普夫將雇傭兵們玩的紙牌和米蘭公國的維斯康蒂公爵花15000枚斯庫多金幣買下的一幅華麗、獨特的彩繪紙牌進行了對比。這位公爵鮮明的反差形象吸引了布雷特科普夫。因為在布雷特科普夫的鐵三角中,藝術被賦予了一種社會性的維度。因為存在像米蘭公爵這樣的人,所以即使有木刻術這個選擇,人們仍舊可以用昂貴的繪畫方法來制作紙牌。這就產生了一種現代性結構:為高貴之人繪制紙牌,為普通群眾印刷紙牌。布雷特科普夫這里所說的印刷,不是谷登堡的書籍印刷術,而是指在質量較差、黏合而成的紙上批量進行的木刻雕版印刷。和紙一樣,木刻術也是打破社會界限的媒介。無紡布禮品袋
布雷特科普夫研究木刻術和紙牌這兩種前谷登堡時期以紙張為基礎的復制媒介時所使用的方法論前提,使他成為媒介聯盟史分析的先驅:這些技術本與其他技術休戚相關,并且是在各種現有技術基礎上通過一種嘗試性的組合而產生的,如果這些現有技術沒有被當作新技術的開端,就往往會被忽視,以至于這一新的完美技術若是具有驚人的價值和用處,歷史學家大多只會注意到它的突然出現,而不會關注它是如何逐漸形成的。印刷術就正好是這種突然出現并且具有驚人的價值和用處的技術。布雷特科普夫所講述的結合木刻術和紙來生產紙牌的故事,便是印刷術早期媒介大量復制并傳播的例子。現代對木刻術歷史的研究擴展了布雷特科普夫關于紙的可加工性以及從東方流傳而來的紙牌游戲的描述,并指出彩色織物印花術是木刻術的前身,但這并沒有削弱布雷特科普夫的核心觀點。
紙牌從埃及傳往意大利,由此迎來它在歐洲的第一次偉大勝利。我們從歐洲紙牌上的人物以及紙的術語史中就可以發現這一傳播留下的明顯痕跡。意大利人把他們引進的紙牌游戲命名為naibbe,這一名稱借用了埃及紙牌上畫的主要人物。而紙牌本身作為第一個依靠紙張流通的大眾商品,它的名字則根據其載體被命名為cartae(意大利語的紙)。因此這個詞就包含了兩個意思:它既可以指一張紙,也可以指一張紙牌。在歐洲,人們通常使用第二種意思。紐倫堡是阿爾卑斯山北部大規模生產紙牌的中心地區之一。在那里的圣凱瑟琳修道院,修女們個個都是織物印花的專家。烏爾曼·斯特羅姆的造紙廠可能早就靠人們的賭癮大賺了一筆。民間關于紙的說法或者逸事,總是會帶上它的親戚們。無紡布禮品袋
17世紀,著名的天主教傳道士亞伯拉罕·圣克拉拉曾寫過一篇寓言,說的是羊皮紙和紙互相爭論。紙吹噓自己的古老血統,還自我夸耀地說,綁在鼓上的羊皮紙是血腥戰爭的幫兇,而它則是和平生活的同盟。于是羊皮紙也為自己辯護,嘲笑紙的出身,說它是由破布制成的。但這還不夠,它接著控訴世界多數的埋怨和爭吵都是由紙造成的:紙牌和拉丁語里叫作‘charta’的紙有什么不一樣呢?是誰造成了更多的埋怨、爭吵和斗毆?誰有比紙牌能夠帶來更多的禍患和輕浮呢?所以紙還是別張嘴了吧。
(本文摘自羅塔爾·穆勒著《紙的文化史》,何瀟伊、宋瓊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說明】部分文章來源于網絡自動搜集,如有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謝謝!